一路行来，目击令人惊恐的暴行，当时神经虽已极度紧张，但也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两腿也没发抖。这时却因安定了下来，便觉得特别疲累。高雄港对外的电线，大约已被暴徒切断了，我无法和高雄炼油厂联系，我担心明天如何回炼油厂？两位班长的家离苓雅寮地区不远，他们也担心家里妻子的安危，先辞别离去了，我和涂雅文及司机老陈就在输油站的沙发上度过一夜。睡眠中时时为枪声所惊醒，有几粒枪弹白天外飞来，击中了油槽铁板，幸而子弹飞来的力道已尽，难穿钢板，否则波及油槽里的存油，势必又是一大灾难。

在苓雅寮输油站所度过的二月二十八日的一晚，思潮起伏不已，只是偶然在困极时打个盹。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擦一把脸，跑到输油站外的码头边看看情势。也许暴徒们游荡终夜也想休息了，所以四周显得静悄悄的，枪弹声也听不到了。涂雅文叫司机老陈骑單車去附近小店买来了油条烧饼，就著热水瓶的开水，填饱了肚子。输油站有三名轮流值夜的值班员，都是单身，住在输油站内一间屋子里，白天则有一名女性接线生，负责接电话以及兼管站内的清洁和茶水。她非常尽责，即使像今天这样的非常时期，她仍骑著單車来上班了。她告诉我们说：“市政府已被占领了，说是负责市内秩序，不过市上可以看到不时巡逻的卡车，上面都有持枪的暴徒，检查通往行人，要是不会说台湾话和日本话的，会有性命的危险。”

台湾话和厦门一带的闽南语相同，而暴徒们并不视闽南人为同胞，因为陈仪曾任福建省主席，他于台湾光复后出任行政长官，调来了好些闽南人，作为他的干部，为的是言语相通。这些新贵们有不少狐假虎威，在台湾胡作非为，间接的引起了这次二二八事变。所以暴徒们认为真正的本地人应该以通闽南语和日语才可以过关。和高雄炼油厂的电话依然不通。我却急于回厂归队，即使发生不幸，也希望能和厂内的外省籍同事们聚在一起同甘共苦。涂雅文和几位本地同事们商议之后，建议让我试试骑單車回厂。

我仍穿著满缀油污的工作服，戴上一顶颇富流气的鸭舌帽，正准备上道时，一辆厂内最名贵的别克轿车开到了输油站，这是厂长的专用车。车上下来了二位个儿特别高大的洋顾问，一位是输油顾问詹森，一位是炼油顾问密契尔，他们受宾果厂长的重托，带了一名翻译，到高雄来寻找一夜未归的我。他们两位美国人告诉我说；厂内一切工作都停顿了，有一批人接收了炼油厂，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我们奉命到高雄来把你找回去，路上有我们保护你，想来不会出什么麻烦。大喜过望中，我安排好了苓雅寮输油站的工作分配，要他们严密看守油槽区和办公室，千万不要让乱民进入。然后和涂雅文一同坐汽车回厂。我坐在两大洋金刚之间，涂和另一位姓黄的翻译在前座。

司机觉得汽车走高雄和台南的纵贯公路比较安全。从市区到火车站这一段里还算安全，路上虽是闹哄哄的，看不到员警，也看不到上学的学生和出外买菜的主妇，街头东一群、西一群的都像是无业游民，他们看我们的轿车驶过，里面坐的是个儿魁梧的洋人，也不来阻挠我们，让我们安全的驶上了纵贯公路。我方自庆幸已脱离险境时，不料迎面自台南方向开来的一辆大卡车，上面站了十多位手持枪械和武士刀的暴徒，他们立刻下车拦住了我们的车子，作手势要我们停车检查。有一名像是这些人的领袖，俯下身来看看车厢内的乘客，两位美国顾问向他笑脸打招呼，连声“哈啰！”那人也看看我，见我穿著工地衣服，好像是两位洋工程师的助手，便摇摇手让我们的车子继续上道，我总算又度过了一次劫难。

从此以后，一路并无其他车辆拦阻，顺利地到达炼厂北门，穿过工厂区域，看到原来忙碌非常，有很多包商工人和本厂修理工厂的工人在此赶工修理的第二蒸馏工厂，现在已静悄悄的安静下来了。其他工厂也都一样，难得看到有人进出。工厂区域内的马路上，往常單車不绝，现在也空荡荡的如同假日，车子到了总办公厅，门前停了几辆汽车和很多單車，看来有人在此开会。我跑上二楼，一直走到厂长室，室门开著，平日总是面呈笑容的宾果厂长，他那圆圆的脸紧绷著，正和厂内的高级主管以及几位自称台湾员工代表的在开会谈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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